对于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关系，一般的规则是，复议在前，诉讼在后，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再起诉到法院，实现司法最终解决原则。
[23]然而，现代社会显然早已不是如此。程序规范说在一些国家的宪法判例中得到承认，[17]在我国同样也有对积极权利效力怀疑的主张。
因此，可以对此将科研活动大致区分为以下四种类型，即学科型自由科研、国家计划型科研、政策智库型科研、产业型科研。因此，所谓宪法制约的标准就是用什么标准来衡量和确定制约内容。[10]参见湛中乐、黄宇骁：《再论学术自由：规范依据、消极权利与积极义务》， 《法制与社会发展》2017年第4期。然而，此处还需区分两种情况，即国家作为举办者的公立高校与科研院所以及民办高校与科研院所，对后者原则上应当由民办主体自由决定产业型科研经费的管理、使用方法，而前者由于涉及公办机构事业单位)性质，需要进一步讨论。因此，这种意义上的科研启动资金就并不适合实行预算制。
[30]参见长谷部恭男『憲法』(新世社、2014年)，第231页。第二，既然承认我国《宪法》第47条第二句具有法律意义，对国家科研经费立法与政策有规范上的约束力，那么这种效力是否具备直接具体性呢？站在具体法律权利说的立场上就意味着，宪法积极权利(受益权)不仅具有法律意义，而且是一种具体的请求权，国家如果对公民不履行给付义务，公民即可依据宪法规定直接提起给付请求诉讼。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土地管理法》《物权法》对于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有一定限制，而在三权分置最新立法中鼓励农村土地用益物权的流转，《土地管理法》和《物权法》尚均缺乏配套修改。
（2）三主体法律地位平等，平等受到法律保护、合同约束。2014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其中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部分提出支持农村土地承包权、经营权及其抵押融资的发展。产权模糊界定、流转一词的片面化存在、配套制度的缺位等，均为三权分置政策落地埋下隐患。宪法性权利具有确定性、固定性、法定性特征，如政治权利、教育权利、妇女儿童权利保护等，经营权是本次立法创新法律权利，不为宪法所规定。
经营权的融资担保制度。我国基本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历史价值 农村土地制度对于中国改革具有初原性意义，如邓小平同志所说，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
关于土地经营权的融资担保，依照新修改后的《农村土地承包法》第47条规定，一方面，承包方可以用承包地的土地经营权向金融机构融资担保。政策是调整经济的工具，法律是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调整工具。此外，承包土地经营权抵押分为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权和土地经营权抵押权，这两种权利尽管都是抵押权，但适用的法律规则以及合同约束具有差异，如果不能够从法律上给予平等的保护，对于获得不同性质抵押权的权利人而言，法律保护或为缺位或为失衡。而农村经济发展需要发挥自身内在活力， 三权分置为回流农民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
二是使用权、经营权的价值估值成本较高。较为现实且紧迫的做法是在民法典修订或司法解释的出台中，关注农村土地的出让、流转和租赁、担保等基础概念的界定，尤其是三权分置下土地承包权、经营权、资格权、使用权的界定。首先，维护中国社会整体结构的稳定。或者投机者利用自身渠道，以特殊方式获取暴利后退出农村市场。
其次，提升农民保护水平。2014年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中办发〔2014〕61号）发布，指出规范农村土地流转程序和行为，实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
再次，加快中国农村土地市场化。结合最新立法来看，所谓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是指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依法对其承包经营的耕地、林地、草地等享有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
1.宅基地所有权 根据《土地管理法》第9条第2款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农民集体所有。三权分置给农民带来的经济收入，将会给农民带来积累自身资产的可能性，除了土地之外，农民可购买、交换或取得其他资产的所有权、用益物权等，全面提升价值创造能力，增加个人与家庭收入。三权分置中的经济关系主要为农民与国家、地方政府、投资人、融资人、土地承包人、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之间的关系，具有空前的复杂性，触及国家三农问题的根本。一方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淘汰了僵尸企业、产能过剩企业，而创新型企业、高科技企业需要一定时空以创造较高的经济价值来增加社会财富。安徽凤阳小岗村被称为中国改革开放第一村，也是从农村承包制开始的。第二，无论是使用权还是经营权，在交易过程当中都会产生很大的交易成本，且估值困难，因为概念不清晰，如果这些权利要进入市场环节，因为确定性不强，依据这样一个模糊的基础来建构一个明确的法律秩序是比较困难的。
土地市场化是提升GDP的重要动力。我国与土地有关的法律包括物权法、民法总则、农村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草原法、森林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等。
宅基地所有权为农民集体所有为法律所规定，这种权利以及与之有关的重大事项决定有着限制性法律规定。其次，经营权具有行政属性。
另一方面，经营权流转秩序存在不确定性，概念、规则、经验的缺乏，使法律本身的秩序意义和效率意义在短期内难以有效建构，土地经营权即便流转也难以获得有效的法律保障与制约机制，利益受损害方难以在现有法律制度中寻求一般意义上的体系化法律救济。融资担保以后，就发生了担保物权的效力，当事人可以向登记机构申请登记。
（2）这种承诺来自法律的修改，若法律再次修改，因行政承诺产生的纠纷将会大量出现，司法如何形成统一的裁判标准？如何避免同案不同判的司法困局？ （3）承诺是个人、法律、政府之间为了保证自己利益并满足对方需求实施的承诺行为，不同于诉讼时效制度是为了避免权利人躺在权利上睡觉而进行的强制性规定，三十年不应也无法成为行政承诺，否则将会干预农村土地流转市场的自由选择，以及立法、司法、基层政府难以解决的权利冲突与保护问题。结合所有权、资格权与使用权来看，主要适用法律为我国《土地管理法》《物权法》，上述法律与《农村土地承包法》之间的关系是一般法与特殊法的关系，但由于2018年仅修订《农村土地承包法》，一般法与特殊法之间的法律适用存在一定冲突，或可能影响了宅基地三权分置的后期实施效果。上述内容，为小岗村等千万农村提供了发展现代化农业产业体系的方向性指引。然而，本次新修订的《农村土地承包法》使用了流转一词，该词并非法律词汇而是农学词汇。
在缺乏与集体经济、农民破产问题配套的破产法律制度环境中，如何在保护集体所有权利的基础上，让资格权与使用权结合起来发挥土地价值，是下一步三农法律问题研究的重要问题其次，过去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个别农户承包经营，具有分散性、个体性与风险性，新修法律所规定的三权分置所确定基本结构为土地集体所有权、农户承包权、农户多元经营权。
201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以下简称《三权分置意见》），明确三权分置是指农村的土地集体所有权、农户的承包权、土地的经营权分置并行。流转期限受到承包期限的限制，一方面降低了流转的效率与经营权人对于土地资源的可预测性，但另一方面如果没有限制将会损害发包人的合法权利。
宅基地不能出让、转让。反之，经营权人继续经营，获得投资收益。
201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小岗村农村改革座谈会强调新形势下深化农村改革，主线仍是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进一步肯定了小岗村土地改革的积极意义与示范效应。（三）宅基地的三权分置 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和使用权三权分置也是发端于顶层、自上而下的创新制度设计，系中央政府结合经济发展实际尤其是乡村振兴，所出台的政策。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农村集体所有制度主要是一种政治上的产权安排，更多意义在于意识形态而非实际的经济利益。作为担保物权人的金融机构，有权就土地经营权优先受偿。
例如，承包地经营权一旦流转，农民因缺乏投资知识而违约，不仅面临高昂的违约金和长期失地的风险，而且难以通过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维系生存。一方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淘汰了僵尸企业、产能过剩企业，而创新型企业、高科技企业需要一定时空以创造较高的经济价值来增加社会财富。
在2018年《农村土地承包法》修订以前，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已经普遍适用但无明确法律地位。但是，三权分置的法律基础是不清晰的：一方面，土地集体所有权制度弱化了产权的主体，尽管农村土地为集体所有，但集体是否具备有效决策机制、内部治理与监督制衡机制、问责机制等，成为掣肘产权主体合法化、法治化的重要因素。
首先，经营权并非宪法性权利而是行政法意义的承诺。这种自上而下的设计适应了农村经济发展现状并为未来发展提供了基本思路。
